![]() 長篇小說《陣痛》是一部集思想性、藝術性、文娛性、故事性、可讀性為一體的鄉村文化改革的畫卷,是一部當代秦人為鄉村文化改革的奮斗史。她反映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紀初發生在關中腹地秦漢縣秦關鄉創辦“文化試驗田”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故事選材敏感、情節曲折、跌宕起伏,人物個性明顯、神態迥異、栩栩如生。 杜芳川,陜西乾縣人,現供職于咸陽市政法系統。渭城區作家協會主席,曾出版中篇小說集《大案隊長》,并先后在省內外各級報刊發表文學作品多篇。 6月15日,由陜西省作家協會長篇小說委員會、陜西省公安文聯主辦,咸陽市群眾藝術館、咸陽市作家協會承辦長篇小說《陣痛》研討會在咸陽舉行,文學評論家和專家學者對作品給予高度評價。 有學者指出,過去農村題材作品表現的都是自然經濟、傳統經濟之下的鄉村, 而現在,中國正在迅速城鎮化,中國農民不再固守土地,傳統中國的宗族社會正逐漸瓦解,村莊公共生活在發生異化,城鄉二元結構逐漸豐富,消費社會的來臨讓中國農民無所適從,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正逐漸消失,作家應該關注已變化了的時代,關注已變化了的“鄉村”。現今農民性格的豐富性、復雜性已遠遠超過了以前的農民,這就為我們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素材、題材,時代對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家只有積極的介入,才能面對這種變化。 文藝批評家暢廣元教授認為,作家是精神價值的創造者,文學作品是社會現實的關照,離開了社會現實,創作無從談起。杜芳川創作的長篇小說《陣痛》以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關中腹地秦觀村歌舞廳“試驗田”為背景,提出當今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健康發展鄉村文化娛樂產業這一最值得反思的問題。它不僅描繪出文化發展上的“陣痛”,也細致刻畫出民眾思想轉變中遭受的“苦痛”。作品抓住了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風貌和時代特征,反映了生存方式的改變帶來思想、道德、倫理的變革和矛盾,揭示出文化消費與傳統文化的不同本質。 文學作品在關照社會現實的同時,還推動著社會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人的需要與人和人類社會間的內在聯系作為一個深層范疇納入歷史唯物主義的龐大體系中,并作為自己考察社會歷史的實際出發點。人類從茹毛飲血的困境中走出來以后,開創了自己的文明史。暢廣元認為,文學是人類創造的最偉大的精神財富之一,是一個時代的鏡像,是人民大眾的道德指引,是現實生活的審美表達,負有構建人類精神世界的重要職責。文學作品擔當著反映社會生活和時代巨變的現實使命,擔當著引領人們更高尚、更高雅的精神生活,所以作家對于國家和民族的進步和發展充滿了憂患意識和深厚情感,長篇小說《陣痛》是作家對于城鎮化過程中如何堅守傳統文化和社會倫理道德憂思的表現。作家要做民族精神的傳承者,民族主流意識的固守者,民族靈魂的鑄造者。“人既是一種對象性存在,又是一種附屬性存在。作家通過文學作品把自己的思考轉化為有利于社會進步的行為,是當代知識者理應肩負起的時代使命。” 暢廣元說。 社會思潮越是紛繁復雜,越是需要文學勇敢的站出來,勇擔重任,堅守責任,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陜西文學院院長常智奇表示,文學構建著和諧與文明,意味著擔當與責任,文學作品必須面對生活、歷史和命運中真實的難題,承擔起接受時代精神的使命。長篇小說《陣痛》感受時代風云,觸摸時代精神,關注社會歷史發展與鄉村變革,在社會歷史與人性分析當中表現文化商品交換與傳統倫理道德的沖突、肆虐、重構和再造,思考變革帶來思想及情感的陣痛,堅定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表達他們的文化主張,價值訴求,理想愿望,關注民族命運,關注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直面鄉村黨政領導干部的精神世界,善惡分明,有著極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藝術研究所韓紅艷認為,小說《陣痛》可以當作陜西農村發展文化產業的一個“史料”去看待。《陣痛》描繪出的不僅是文化發展上的“陣痛”,也細致地道出了民眾思想轉變中遭受的“苦痛”。在一個歷史大發展時期農民的心路歷程非常復雜,既有對傳統鄉村文化消失的痛心疾首,又有對都市文化的恐懼與拒絕。作者站在傳統現實主義的立場上,以反思和批判的筆法,用鮮明的傾向性細致地寫著當下社會鮮活而又令人迷茫的問題。作品映照出當下農村發展繁榮與凋敝相互共存的現狀,人思想保守與開放共生的復雜境況。這對此前紛繁喧囂的文化娛樂產業發展是一種警醒和反思,其中充滿了最深切的人性追問。 韓紅艷表示,《陣痛》直面社會現實,探求著農民的歷史命運、思想情緒和生活態度,揭示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矛盾沖突。作者用樸素流暢的語言,塑造了各色人等,在讀者的閱讀中,濃濃的秦人風土民情撲面而來,秦人的方言俚語,愛恨情仇、率真質樸、保守落后,都能觸摸可見。但是,作品面對日益復雜的轉型期的鄉村現實,表現手法比較陳舊,缺乏一種現代意識。 咸陽市文聯副主席王海表示,作者深入農村生活,了解農民,了解農村,揭示了一個用淳樸民情和村民道德底線做試驗的改革必然會自食其果,這是一部在陣痛中讓人反思的陣痛作品。當前許多作者筆下的農村,有的是在抒發自己的鄉愁,甚至把農村當成與城市相對立的一種文化范疇來寫。一些作家對轉型中農民的心理不了解,對近些年農村基層政權的運作模式不清楚,對農村倫理關系出現的變化不熟悉。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鄉村世界的倫理道德、文化秩序,還有生活方式、對大自然的記憶,都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創作出好作品。 咸陽市作家協會主席楊煥亭說,作家的責任是一種自覺,一種動力,不管有沒有外來的因素,責任始終是一個恒定的常數。社會變革中進步與倒退的交錯、文明與愚昧的沖突、城市與鄉村的平衡,特別是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應是作家們重點觀照的對象。變革的時代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題材,我們不能愧對這個偉大的時代,一定要深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謳歌時代。 (責任編輯:夢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