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作者：劉瀚鍇 編輯：陶凱龍）

提起戴澤先生，人們并不陌生，特別是油畫界，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戴澤先生公元1922年3月出生于日本京都，同年隨父母回國。先生自幼酷愛繪畫，1942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師從黃顯之、徐悲鴻、傅抱石、謝稚柳、陳之佛、秦宣夫等名家。當時，中央大學校長是蔣介石，徐悲鴻是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藝術系主任是呂斯百。徐悲鴻在中央大學的學生有吳作人、艾中信、馮法祀、戴澤、韋啟美、宗其香等人。

戴澤先生（右一）與恩師徐悲鴻及齊白石、李可染、董希文等諸多藝術名家1946年北平美術家協會成立合影照

據戴澤先生回憶，1943年3月初的一個上午，蔣介石首次來到中央大學視察，穿的是筆挺的戎裝。不少老師都在私下議論，這哪像是一位大學的校長，分明是一位三軍的統帥。這句話很快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里，大概是為了樹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所以，蔣介石11月份再次來到學校，穿的是便服，也就是中山裝。

蔣介石在教育長朱經農和訓導長，軍訓總教官等人陪同下走進了學校食堂。蔣介石來到正中間的餐桌前，因食堂里面沒有板凳，他就和幾個同學圍在一起，站在桌子邊上。待總教官發出洪亮的開飯口令后，蔣介石拿起一個碗，走到打飯桶前滿滿的盛了一碗干飯，把分到的一份菜拿到自己面前，作立正姿勢就餐。

蔣介石一邊吃飯一邊問同學們，你們每天都吃這樣的菜嗎？同學們回答，一年四季都這樣。蔣介石連聲說：這樣的米質量太差了，以后要改善，肉也少了點，今后也得要增加一些。據戴澤先生回憶，之后的飯菜質量確實提高了很多。在戴澤先生的記憶中，蔣介石大概到中央大學來過三、四次。

1953年徐悲鴻大師去世前三天最后的合影！徐悲鴻大師（前排右二）、戴澤先生（前排右一）

1946年，徐悲鴻大師出任北平藝專校長。途經上海時，在郭沫若家里與周恩來相會。周恩來鼓勵他說：我希望你把北平藝專辦好，為人民培養一批有能力的美術工作者。得到周恩來的鼓勵，徐悲鴻更加充滿信心。戴澤先生當年應徐悲鴻大師邀請，北上北平，擔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助教。他們的第一批學員有錢紹武、李天祥和后來成為香港大導演的李翰祥。 （李翰祥曾經導演過電影《西施》 《梁山伯與祝英臺》《垂簾聽政》《火燒圓明園》等。） 戴澤先生后來的學生還有：中國美術家協會原主席靳尚誼、中國油畫學會主席詹建俊、中國美協副主席、四川省文聯黨組書記李民、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孫為民及著名油畫家謝東明、王沂東、龍力游、吳小昌等等。之后，徐悲鴻大師聘請在抗日戰爭中工作的漫畫宣傳隊、木刻工作者協會以及在劇團工作的葉淺予、沈士莊、周令釗等到藝專任教。

戴澤先生（后排中）與傅抱石、徐悲鴻、黃顯之、陳之佛等諸恩師及同學們1944年的合影照片

徐悲鴻大師惜才如命，把在敦煌工作多年，曾畢業于杭州藝專的董希文請到藝專任教中國畫。把蔣兆和、李可染、田世光、黃均也請來擔任中國畫的教學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鴻大師把在日偽統治下堅持真理、主張正義的齊白石、李苦禪也請到藝專執教中國畫，黃賓虹也曾被請來授過課。

另外，北平藝專還設有雕塑科、西洋畫科、陶瓷科、圖案科，吳作人先生當時擔任藝專的教務主任。戴澤、李斛、宗留香、韋其美在藝專都算是比較年輕的教師，齊白石等人則是年長的老師。1946年8月，北平美術家協會宣布成立，推選吳作人擔任理事長，宋步云任常務理事。成員有徐悲鴻，馮法祀、李宗津、艾中信、董希文、孫宗慰、蕭淑芳、戴澤、高莊、王臨乙等。

1951年，戴澤先生與恩師徐悲鴻先生及齊白石、田世光、李可染、李苦禪等人的合影

1947年，戴澤先生的作品《乞丐》《東總布胡同》參加國立藝專、北平美術作家協會聯合舉辦的畫展。1949年，戴澤先生升為講師，他的作品《農民小組會》刊登在《人民畫報》第二期，對于當時來說，那是一件非常不錯的事情。1951年，戴澤先生在德國柏林創作《青年聯歡節》緊接著《和平簽名》《馬車》兩幅作品被選錄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并遠赴蘇聯、東德、波蘭輪展。

1950年4月1日，中央美術學院在北京成立，徐悲鴻大師擔任院長。毛主席在百忙之中為中央美術學院題詞并勉勵徐悲鴻大師團結帶領中國美術界為新中國的文化藝術事業多做貢獻。1953年，著名藝術大師徐悲鴻因病不幸逝世。徐悲鴻逝世當天下午，周總理到北京醫院專門向徐悲鴻大師遺體告別。

周總理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久久地注視著徐悲鴻遺體，極其沉痛地說：徐悲鴻的逝世，對我國的藝術教育事業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當天，徐悲鴻大師的夫人廖靜文，根據徐悲鴻的遺愿，把他留下的大量遺作和那些舉世無雙的珍品收藏，全部捐獻給國家。 12月11日，中國美術家協會和中央美術學院全體師生以及首都文藝界人士共500余人，在中央美術學院舉行了徐悲鴻先生追悼會。梅蘭芳、郭沫若等眾多知名人士參加。

全國文聯主席、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徐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杰出畫家，卓越的藝術教育家，是藝術教育界的榜樣。大家應該學習他在藝術創作上的現實主義精神，學習他勤練、篤學的藝術勞動態度，學習他培養青年的熱情，并將他的遺作作為藝術遺產加以研究。

1955年，畫家徐悲鴻紀念館成立后，周總理為紀念館題寫了悲鴻故居。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給外國朋友送賀年卡片時，指定選印徐悲鴻畫的馬并稱贊他的作品是藝術界人士學習的典范。

徐悲鴻大師向他的學生戴澤先生等人傳授油畫技法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徐悲鴻大師的一幅作品《奚我后》也是徐悲鴻大師杰出的代表作。多年前就掛在南京中央大學禮堂的墻上，后來日本人把禮堂當成傷病醫院，這幅作品仍然掛在里面。1945年，侵華日軍投降后，這幅作品還是掛在里面。直至徐悲鴻大師去世后，才把這幅作品從南京接回北京。當時因為連年戰爭加上保管有誤，導致作品已經破爛不堪，損壞非常嚴重。幾乎看不出任何內容，包括油畫的布料也腐蝕的不能用力去碰，只要稍微一用力就會掉落下來。這幅作品的損壞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當時主持中央美院工作的江豐等美院領導看了這幅畫以后，搖搖頭說：算了吧，這幅畫不能要了。

剛過而立之年，血氣方剛，年輕心細的戴澤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想：這幅作品凝聚了恩師多少心血，恩師費盡了多少個日日夜夜，嘔心瀝血才完成了這幅巨作。現在眼睜睜的要把它丟掉，確實是太可惜了。在這緊要關頭，戴澤先生挺身而出，當著美院眾領導和同行的面，鼓起勇氣自信地說：讓我來試一試吧。

隨后，戴澤先生花了很長的時間，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的進行修補。整理這幅作品，首先要尊重恩師的原作原貌。戴澤先生把當年從蘇聯莫斯科中央修復工廠學到的經驗和知識，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辦法，把它全面地運用起來進行修復。戴澤先生首先把作品的反面，用了一塊很大的布粘了起來，這是中國油畫修復史上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可以說：沒有戴澤先生當時的那股勇氣，就沒有《奚我后》這幅作品現在的存在。戴澤先生把恩師徐悲鴻先生的這幅油畫作品修復之后就一直展出。最終在徐悲鴻大師遺作展中，終于和各界人士以及廣大的藝術愛好者見面了。身在百忙之中、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也親自出席了徐悲鴻先生的遺作展。在參觀徐悲鴻先生遺作展的過程中，周總理對每一幅畫都認真仔細的觀看。周總理最后感慨地說：要好好保護這批畫，因為悲鴻先生的畫是和政治緊密相連的。

1959年中央美術學院師生合影，第二排右起：戴澤、韋啟美、蕭淑芳、艾中信、吳作人、陳沛。第三排右三為靳尚誼。

徐悲鴻大師于1931年構思并與1933年完成了《奚我后》這幅作品。作品描述了夏代末年，夏桀統治暴虐，商湯帶兵前去討伐。整個畫面顯示了大地干裂，瘦弱的耕牛啃著樹根，人們的眼睛里燃燒著焦盼的期望，人民殷切地等待商湯來解救他們。

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東北大片的國土淪陷，一些國民黨的官僚準備投降。中華民族危在旦夕，徐悲鴻大師借著這個主題抒發了人民渴望早日得到翻身解放的愿望。據戴澤先生介紹，《奚我后》和徐悲鴻大師的另一幅作品《田橫五百士》是徐悲鴻大師有生之年最大的兩幅作品。當年《奚我后》作品掛在南京中央大學禮堂的時候，觀者如潮、人們觀后無不為之感動！

曾經有人問徐悲鴻大師，在這樣艱苦的年代，非常的時期，您為什么還能有這樣的毅力完成這幅巨作?徐悲鴻大師回答:主要是田橫高風亮節的精神激勵著我、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激怒了我、中國人的自尊心促使著我、藝術家的誠心鼓勵著我。所以，徐悲鴻大師才能在十分艱難復雜的情況下完成這幅作品。

戴澤先生說：恩師曾經有這樣的一句格言，獨持偏見，一意孤行。這句話意思是說：他自己堅持自己的偏見、走自己的路，這句話是他經常講的。恩師早年在法國留學時，中國的知識界都認為中國不行了，必須向西方學習，美術也是一樣。一些人到了日本，東南亞，法國以后說：我們要迎頭趕上，咱們也要走新潮路子。恩師極力反對這種做法，反對形式主義，是恩師掛在口頭上，也是明目張膽的。在國立藝專學校開學典禮時，恩師說：如果你們要走新潮的路子就不要來這里學。恩師這樣堅決反對形式主義，我在中國沒有見過第二個人，現在想起來很有意思。

戴澤先生夫婦與吳作人先生夫婦，八十年代在一起的合影照片

1954年，戴澤先生受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部派遣，兩次去朝鮮為志愿軍作畫。到朝鮮后，戴澤先生深入實際，進行寫生并創作了《修橋》《鋼鐵運輸線》《大同江上》《平壤廣場》等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以激勵鼓舞志愿軍將士的斗志。同年，他的作品《小會計》參加了全國美展。1955至1960年，戴澤先生相繼創作了《淝水之戰》《張獻忠》《涼山大捷》《義和團》《大敗洋槍隊》《南昌起義》《勝利的行列》《毛主席與廖承志》《肝膽相照》等多幅大型歷史題材的油畫作品，被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家博物館）收藏。

其中《淝水之戰》《義和團》等作品被作為大型歷史教材，被《上海教育出版社》作為歷史教科書在全國出版發行。1963至1964年，戴澤先生與潘世勛先生赴西藏寫生長達一年之久。戴澤先生在西藏創作了《春耕》《林卡》《播種》等作品。 上世紀70年代初，戴澤先生與吳作人，李苦禪，俞致貞，王淑暉，羅爾純，田世光，劉繼卣，白雪石，梁樹年等先生被調到國務院賓館繪畫組，創作了著名的《雅魯藏布江》《布達拉宮》等作品30余幅。1974年，戴澤先生同吳作人先生赴天津大港油田寫生并創作《大港油田》。1975年，戴澤先生調北京軍區柯棣華創作組，創作《在轉運途中》，被石家莊柯棣華紀念館收藏。1977年，應民族文化宮之邀，到黑龍江黑河寫生，創作歷史畫《岔溝之戰》并參加民族藝術展。1978年，創作《徐悲鴻》，并參加當年全國美展。1979年，應頤和園文物管理處之邀，重新復制《慈禧像》并赴新疆寫生，創作《越過天山》、《維族女醫生》等作品。1980年，戴澤先生同李瑞年先生去西雙版納寫生。

本文作者劉瀚鍇先生與著名美術教育家戴澤先生、侯一民先生在一起親切交談

當年，他的作品《徐悲鴻》到法國巴黎參加了《沙龍》中國藝術展。1982年，中央美術學院舉辦戴澤，羅爾純，韋啟美，夏肖敏聯合作品繪畫展。1983年，戴澤先生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工會主席，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員會委員、書畫會副會長，會長是吳作人先生。當年，他的作品《肝膽相照》《孫中山》《李公樸》參加全國民盟美術作品展。1985年之后，戴澤先生參與創辦徐悲鴻畫室。他還先后在北京飯店以及美國紐約東方文化中心舉辦了個人畫展。

戴澤先生在藝術界是出了名的好人。

正如著名藝術家侯一民先生所說：戴澤是我十分敬重的好人，他為人誠實憨厚，百年如一日的苦干，對于藝術同樣是百年如一日的執著，尊師重道，矢志不移。徐悲鴻大師曾評價戴澤先生畫如其人、既老實又扎實。總之，戴澤先生一貫堅持并時刻不忘恩師的諄諄教誨，繼承發揚了恩師寫實主義的傳統理念。戴澤先生常說：現實主義的總比胡編亂造的好。在2010年3月出版，由著名藝術家錢紹武題詞的《戴澤畫集》，雖然錢紹武先生已年過八旬，但他在戴澤先生的畫集題詞左下方，卻非常認真的落下學生錢紹武敬書。2010年6月份，筆者應邀參加中國油畫院舉辦的活動。閑聊中，當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著名油畫家鐘涵先生聽說筆者和戴澤先生是好朋友時，他感慨萬分，高興地對筆者說：戴澤先生是我老師，他是好人并請筆者去戴澤先生家，代他向戴先生問好。戴澤先生雖然年事已高，桃李滿天下，但他在藝術的道路上，仍然不辭勞苦，筆耕不輟，勤勤懇懇地為我國的美術教育事業添磚加瓦，再鑄輝煌。

本文作者劉瀚鍇先生與徐悲鴻大師夫人廖靜文、著名美術教育家戴澤先生，在一起親切交談、合影留念

根據筆者多年與戴老的接觸和相處，戴老的言談舉止，為人處世，給筆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記得多年前，筆者應邀出席戴老舉辦的畫展，在中途休息時，戴老和他的師母廖靜文女士以及他的學生侯一民先生、靳尚誼先生等人正在聊天。見到筆者走來，戴老立即招手并讓筆者坐在他和侯一民先生的座位中間。同時，戴老向侯一民先生等人介紹筆者；你們別看他年輕，卻很熱愛藝術，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是我的老朋友。

戴老的這句話和那些當時談話拍攝的照片，讓筆者終身享受忘難。戴老人好，畫好，品德更好，用德藝雙馨、德高望重，這八個字來評價戴老，名符其實。

目前，國內藝術界專家學者、收藏界人士紛紛指出：戴老的作品具有極高的觀賞和收藏價值，作為傳世佳作，無可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