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居都市的“農民農”

　　這群滿面塵灰十指烏黑，操著外地口音出現在菜場的農人們，來自何方，又去向何處，偌大的城市里，他們棲身在哪里。

　　記者｜王若翰

　　在都市生活中，他們是一個被人們的視網膜自動過濾的群體，當菜場中的泥濘與嘈雜遮蔽了人們的感官，當菜品的價格高低、新鮮與否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沒有人再去留意，這群滿面塵灰十指烏黑，操著外地口音出現在菜場的農人們，來自何方，又去向何處，偌大的城市里，他們棲身在哪里。

　　然而，與之相關的另外一個詞卻一直頗受關注——“菜籃子”問題，每隔幾年，它便以“姜你軍”、“蒜你狠”、“豆你玩”等各種形式卷土重來。

　　是時候讓我們重視這群從內陸農村，背井離鄉來到上海的“農民農”們，和他們的實際生存需求了。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日前發布的課題報告《都市莊客——城郊“農民農”群體的邊際生存與發展對策研究——基于上海的實證調查》(以下簡稱《“農民農” 調查》)中，他們有了一個與農民工相對的名字——“農民農”。

　　“隱居”上海

　　小隱隱于野，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 如果沒有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學生們的帶路，人們不會注意到，在上海閔行區塘灣鎮蓮花南路旁如蔭碧樹的掩映下，有一座座低矮的棚戶，沿著一條支路走，鋪滿碎石和煤灰的道路，和柏油鋪就的主干道路不露痕跡地完成了交接，我們所熟知的城市忽然變了樣，原來，這里“別有洞天”。

　　眼前的景象，儼然一座位于內陸鄉間的村落，農田仿佛一塊塊舊手帕被雜亂攤放，橫七豎八，既不整齊，也不廣袤。河里的死水漂浮著藻類植物腐敗的味道，穿梭于水溝與肥料堆之間尋尋覓覓的，是一群滿身污穢的雞鴨鵝狗和幾個未及總角的孩子。 這些與之前看到的公路，不過一排樹木和一座土墻的距離。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在接受采訪中表示，多年來自己一直帶領學生們致力于對郊縣農民的研究，在調查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上海的外來農民群體很大，占到了上海農業全行業從業人員的41.6%。之所以將這一群體列為重點調查對象，并取名“農民農”，是因為四年前的一次偶然。

　　“當時學院里一位叫李露萍的大一學生，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志愿者家教項目，為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課余的義務家教服務，因而結識了就讀于閔行區塘灣民辦小學的陳剛。陳剛當時上小學二年級，因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動手術落下了一些課。”

　　到陳剛家里補課，是李露萍第一次走進農民農的家中，雖身在上海，可眼前迥異于城市的生活環境使李露萍感到震撼，并開始對這種“外來務農人員”的群體開始小范圍調查。

　　一年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農民農”課題組正式成立，針對“農民農”群體的第一次大規模深度調查也開始了。同行的課題組成員姚冠華告訴記者，在一年的時間內，小組成員共走訪了上海市7個郊區區縣，回收了1253份有效問卷，完成深度訪談58位。基于這些豐富翔實的取樣，課題報告《“農民農” 調查》出爐，并將參加今年的“挑戰杯”全國大學生系列科技學術競賽。

　　棚戶人家

　　在一小畝郁郁蔥蔥的青菜地旁邊，記者找到了一戶方姓農人。方家兒媳石學燕是一位約30歲的年輕婦人，她告訴記者，自己的丈夫是在外面開車的，大女兒上小學二年級。因此，自己平時只和小女兒及婆婆一起生活。當記者提出可否進屋看看他們的住處，石學燕顯得有些不太情愿，直說屋里太亂，怕惹人笑話，后來又推說小女兒正在里面睡覺。

　　“我們在這里包下了一畝半地，除去我們住的這塊地方，能種的還有一畝多，現在地里主要是蘿卜和花菜。”站在自家的棚戶旁邊，石學燕這樣告訴記者。說話間，石學燕的婆婆走出了“屋子”(其實是臨時搭建的棚戶)，矮小精瘦的老太，今年73歲，老家在安徽。老太說不出自己具體的名字，只記得娘家姓陳。與之前兒媳的扭捏不同，得知記者的來意，陳老太熱情地邀請記者進屋，并把自己的住處，向記者介紹了一番。

　　“這是我兒子和媳婦住的。”陳老太指著最近的一間棚戶告訴記者，又指了指旁邊兩間：“這里我平時和一個侄子住，那一間是鄰居的，他們夫妻倆是這一片的教會負責人。” 半畝不到的一塊地方擠滿了一座座以竹子為樁，并覆蓋塑料、氈布等等材料搭起的棚子，有的給人住，有的用來養雞和鵝，比之傳統意義上的農家小院，這里的空間要狹小得多，“建筑”也更簡陋隨意。

　　在此次采訪之前，曾有一位課題組的學生向記者提起，在他走訪的農戶中，有一戶曾遭遇火災，棚戶因為材料易燃，被燒成了灰燼。上海城郊各鄉鎮有明確規定，禁止農戶在農田邊進行違規搭建。“住別的地方離菜地太遠了，種地就是要在地邊上守著。”陳老太說。

　　記者問到前幾日上海的臺風及暴雨是否影響到他們的正常起居，石學燕的回答是：“臺風沒事，刮不倒我們的房子，大概是因為搭得比較矮吧。前幾年臺風比較大時，生產隊都來人通知了，讓我們去鎮上一個老年活動中心避一避。”

　　最里面的一間棚戶，被陳老太叫做“活動室”，是住在附近的幾戶基督教徒每日禱告的地方。活動室大概10平方米左右，除了墻上一幅褪了色的基督教掛畫，和地上幾個疊在一起的塑料椅子外，這里別無他物。

　　陳老太喜歡向身邊人傳播她信奉的基督教義。她告訴記者，自己信教有二三十年了，自打老伴去世后就開始信。“我媳婦自打嫁過來之后，也跟著我一起信了。”

　　陳老太告訴記者，自己帶著兒子來上海租田種已有近20年。“剛到上海時，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教堂做禮拜，我兒子就騎自行車帶著我滿街找，后來終于找到了，現在這附近信的人多了，一到周日就一起去。不過這幾年，我兒子倒是不跟我一起去了，他在外面開黑車，起早貪黑，只有媳婦陪我。”

　　除了皮膚有些粗糙外，石學燕的言行舉止其實與城市年輕人無異。10年前，這位老家江蘇的農村女孩來到上海打工，經人介紹嫁給了方家的小兒子。石學燕原本已經擺脫了農民身份，來到城市變成打工妹，如今又重新成為了一名農婦。不同的是，在自己的老家，家家務農的大環境使她心中坦然，而在上海，這個身份卻有些與城市的基調格格不入。

　　“我不會種地，以前在老家也沒種過，這地里的東西都是我婆婆種的，我不懂，搭不上手。這些菜要賣時，都是菜販來收，我婆婆跟他們打交道，我不知道多少錢一斤。”在采訪的過程中，石學燕似乎總是想特意拉開她與“農民”的距離。

　　關于孩子上學的問題，石學燕表示，這附近幾所民辦小學都可以就讀，大女兒已經上二年級了，當年孩子入學只要提供父母身份證和一家人的居住證就可以。“聽說今年查得嚴了，上學的話父母還要有社保卡。社保只有在企業打工才能交，所以我想，等明年小女兒要上學時，我就出去打工。反正家里的地也是婆婆一個人種。”

　　生存門檻

　　4年前李露萍輔導過的陳剛，就住在陳老太家附近。陳家住的是半座磚房——大概30平方米的房子，被中間立起的一塊木板隔成了兩個半間，木板的最上端與屋頂上有一段距離，隔壁人家搓麻將的聲音此起彼伏。

　　陳剛年近40的父母告訴記者，這間房以前是生產隊的倉庫，現在連地一起包給了他們，這半間房一年的租金為1200元，與一畝地的租種價格相同。我們2001年來這里租地種時，一畝地租一年才500元。

　　“我們跟當地人簽合同，都是一年一簽，人家不肯簽更長時間，怕土地政策有變動。”陳母表示，好在這里的外來戶們，種的都是“青貨”(即青菜)，平均2個月收一次，有塑料大棚，一年四季都可以種，沒有什么農閑時間，雖然對農人們來說很辛苦，但地倒是被充分利用了。

　　問及陳剛的去向，陳母的臉上出現了一絲落寞，她告訴記者，陳剛已經在一個多月以前被送回了安徽壽縣的外婆家。“孩子今年六年級了，小升初需要父母提供社保卡，我們不打工沒有社保，只能讓他回老家念書。因為我們那里小學的教材和上海的不一樣，念完六年級再回去讀初中就跟不上了。”陳剛家附近有一所可以招收外來農戶子女的中學，但陳母告訴記者，那所中學只招收成績好的，“我們家陳剛成績一般，想進也進不去”。

　　陳剛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動過手術后，身體比其他孩子弱。“他前幾天還從老家打電話來，說想我們，可那怎么辦呢？我們在老家種地，一年到頭掙的錢只夠一家人吃飯，有時候吃飯都不夠，更別提存下錢來了。如果我們也回去陪他，拿什么攢錢給他上大學？”

　　說這些話時，陳父始終蹲在門口的摩托車旁一言不發。“別像我們兩人一樣，一天書沒念過，現在進廠里打工要求高了，不認字都不行，只能種地。我也想讓他爸像別人一樣出去開車，可是他不認字，連駕駛證也考不到。”

　　關于上海外來農戶的收入問題，《“農民農” 調查》課題組的調查顯示，2011年，上海“農民農”群體中，有50%以上人均年純收入超過15000元。而同年，全國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也僅為7000元左右。這正是很多農民選擇背井離鄉，來到上海種客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在陳家的墻上，記者看到一張頒給“陳朵朵小朋友”的獎狀，頒發機構是一所叫做“康貝爾”的幼兒園，陳朵朵是陳剛的妹妹。一直沒有說話的陳父這時忽然插嘴，“女兒今年才5歲，還在上幼兒園。希望到了她要上中學時，國家對我們這些外來農戶的政策就變了，孩子就不用回老家念書了。”陳母則表示：“如果那時候還不能在這里念，我們就全家都回去。女兒和兒子不一樣，不在父母身邊更讓人不放心。反正那時候我們兒子也念上大學了，不用我們繼續在這里辛苦種地賺錢了。”

　　陳母伸出雙手，記者看到布滿老繭的手上，關節處似乎有些不太對勁。“你們不知道種地有多苦，兒子剛動手術那一陣，我們為了盡快把跟親戚借的手術費還上，天天就睡兩三個小時，晚上11點上床睡覺，凌晨1點多就起來下地干活。那時候我們兩個人也還年輕，干活拼命，租了6畝地種。現在錢是都還上了，我們兩個也40多歲干不動了。6畝地勻給別人2畝，現在只種4畝。我現在一到晚上，胳膊和手的關節就生疼。”

　　“我們在這里種田沒有醫保，老家的醫保只有得了大病才給報銷一些，小病不管。所以像這樣的小毛病，我們一般能挺就挺過去了，話說回來，真要是得了大病，老家報銷那點錢好干什么？”陳母表示。

　　“菜荒”隱憂

　　長期以來，大都市已經習慣并逐漸開始依賴農民工群體的存在。大量欠發達地區農村的人口，成為城市第二、第三產業的主要勞動力。正因為他們在城市中的作用如此重要，國家及各地區針對這一群體所出臺的相應政策正在逐步改進。

　　然而，對于“農民農”這個由農村走入城市，卻依舊務農的群體，卻一直鮮少有人關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葉克林研究員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同一些大城市曾經出現過的“用工荒”一樣，上海種客田的農民如果因為政策限制而大量流失，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上海的“菜籃子”問題，甚至可能導致出現“菜荒”。

　　葉克林告訴記者，由于農村工業化的迅速崛起，我國上海及蘇南地區出現了大量本地農民進廠做工的現象。“本地農民走上了非農化的道路，但地總要有人來種，于是，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內地尤其是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大量異鄉農民來到這里“種客田”。這群人的問題目前不像農民工那樣凸顯，但本質一樣。

　　“目前，上海人口所需的主糧基本上依靠外地輸入，主要輸入地有江蘇和黑龍江等主產糧區。因此，市面上看到最多的是東北大米和蘇北大米。但與大米等主糧不同，蔬菜等農副產品受保鮮、物耗、物流成本等特有屬性因素所限，不適合長途運輸，必須就近供給。”葉克林表示，這正是目前上海郊區農業形勢發生變化，農戶普遍種植大棚青菜以及從事養殖業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都市人現在的飲食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主糧消費趨少，瓜果、蔬菜、魚肉在飲食中的比例增大。因此，這些外來農戶在上海城市中的作用越發變得不可忽視。”

　　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上海人，大都有過一段關于上海副食品蔬菜等供應一度高度緊缺的記憶。80年代后期，朱镕基到上海來擔任市長，常掛在他嘴邊的一句話：菜籃子滿，上海形勢就好；不滿，形勢就不好。在當時的經濟水平下，菜籃子占市民日常支出的比例很大，可以說，菜籃子是安民心、穩社會的基礎性工程。

　　葉克林告訴《新民周刊》，現在，外地人到上海種客田，彌補的正是當年就出現過的菜籃子問題，可是現代城市人，恰恰看不到這一點，而政府的相應政策似乎出現盲點，使這些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都缺少保障，從長期來看，這會導致部分外來農民離開，農田被閑置，從而直接造成農副產品供應短缺。

　　“類似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看待問題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未雨綢繆。不能以短視的眼光看待經濟，否則問題凸顯后再調整，會帶來更大的政策成本。”“與廣為人知的‘農民工’這一‘大眾’問題相比，種客田的‘農民農’目前可能暫時屬于‘小眾’問題。但要匯集全國大都市的總量，其問題重要性及其政策含義不可小視。”葉克林表示，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要有更加開放包容的政策理念，如同高度重視農民工的待遇，盡快將“農民農”問題納入統籌城鄉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的政策取向框架。

來源：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sd/2013-11-01/0956285923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