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聯盟 據 深度調查網 訊: 核心提示: 1月9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關于加快發展社會辦醫的若干意見》,其中為支持非公立醫療機構提升服務能力,在此前試點基礎上,明確提出全國范圍內允許醫師多點執業。 不久前,北京市衛生局也于1月20日發布消息稱,市屬醫生多點執業將進一步放開,且不再把“原用人單位批準”列入醫生多點執業審查條件。另外在市屬范圍內,醫師執業地點和數量也將不再受限。 雖然以前多地都已經完成試點工作,但“豐滿的政策”與“骨感的現實”之間的尷尬,依舊是各方繞不過去的一道坎,那么,柴米油鹽的老百姓會對政策的推行有何反應,各利益相關方又是以何種狀態處之,期待與顧慮的疊加矛盾如何讓政策叫好又叫座,落地還要“走兩步”已經成為業界共識。 “先把人放出去,再倒逼體制改革。”業內人士對此評價道。從多地試點到全國范圍推行,五年之久終見扎實落下第一子,“這步棋,下對了。”成為醫療衛生圈內的一致看法。 “老大夫”成主力少壯派有“賊心沒賊膽” 64歲的宋發全是原北京世紀壇醫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醫師,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原單位,一周在“娘家”只出診兩個半天,其余時間都被車接車送到位于豐臺成壽寺的首大耳鼻喉醫院坐鎮。 忙時每天有十幾二十個患者慕名而來,每月領著雙份的工資,小一萬的收入讓不少在北京這座大都市奔波勞碌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大夫們頗為艷羨,如果他愿意,一日三餐也可由首大耳鼻喉雙手奉上。 “感覺這才是醫生應有的工作狀態”,宋發全說道。這句話的由來并非完全出于薪資、待遇的考量,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足的時間可以和患者來溝通,在大型公立醫院,三分鐘被大夫“攆”出診室的患者并不鮮見,并非是醫者不想溝通,而是門外還有一條望不見頭的長龍同樣在焦急的等著。 醫者父母心,大夫也并非只是拿刀和開藥的工具,對患者心理上的安撫也同樣重要,但就是這‘安撫’二字在公立醫院卻顯得頗為奢侈。自入住首大耳鼻喉醫院伊始,每個病人在這里都有近30分鐘到一小時的診療、溝通的時間,醫患雙方都感覺舒適,成為最大的體會。 “現在才覺得病人和我是站在同一陣線的,這個職業的應有之義不就是這樣么?”宋發全說道。 而像宋發全這樣已經注冊多點執業的大夫在北京還只是一個少數群體,在北京范圍內共有77622名執業醫師,而其中完成多點執業注冊的大夫則只有1355人,只占到1.7%左右(截止到2013年末統計),絕大多數醫生還是被固定在公立醫院,疲于應付一大波病患的來襲。 “太忙,照顧不過來。”市某三甲醫院骨科主治醫師張晨(化名)向記者說道。每天除了看病、查房、跟手術,還得值夜班,“就像是工廠流水線的一個零部件,連軸轉。”張晨形容自己現在的工作狀態。 大夫分身乏力,時間不夠并非是唯一障礙,多位“少壯派”醫生都表示曾經考慮過多點執業問題,但考慮到所在醫院領導可能對自己有看法,都紛紛打消了念頭。“晉升、考評、待遇等問題都捏在領導手里,一旦被貼上吃里扒外的標簽,被‘穿小鞋’恐怕不是一句玩笑話。”一線醫生說道。 此外,不少人也對醫療事故、醫療糾紛等問題頗感顧慮,“出現問題,‘娘家’人會保護自己,至少不用自己獨立面對,但嫁到‘婆婆’家,就不好說了。”上述醫生坦言。 確實如此,目前政策等各方面并未提出出現事故、糾紛等責任的比例劃分問題,醫生往往要承擔較大的風險,也使得不少人望而卻步。事實上也是如此,由于基層和民營醫療單位受限于經驗、資金、技術等,加之管理不盡相同,出現醫療事故和糾紛的風險也將加大。一系列的問題致使多數少壯派醫生處于一種“有賊心,沒賊膽”的境遇。 基層、民營醫院叫好公立醫院諱莫如深 隨著國家和市衛生主管部門相繼推出全面放開醫師多點執業的政策,最熱情叫好的當屬于民營醫院,“簡直就是我們的二次春天。”首大耳鼻喉醫院葉總說道。 據介紹,該院目前已有近20多位醫生為患者提供服務,其中有包括宋發全大夫在內的3位多點執業醫師已注冊落戶,但就目前的病患就診量來說,仍然不能滿足其需求,“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膽的引進人才。” 而頗具規模的北京同濟男科醫院負責人也表達同樣觀點,尤其是對北京放開醫師多點執業條件中“原用人單位批準”的審查條件取消,這必然會給不少的民營醫院注射一針強心劑。 而在此前,該院曾多次與多家公立醫院的醫生、院方進行過接觸,碰軟釘子的情況并不在少數,也致使目前并未有多點執業的醫師在本院完成注冊,但接下來,該負責人表示,則會主動與公立醫院的大夫進行接洽,以提高其專業技術能力和本院人才培養。 記者了解到,相較于醫生在公立醫院中處于工廠流水線作業的地位,而在民營醫院醫生顯然成為“大拿”,老板的角色除了關注醫院的經營與發展,還要圍著醫生轉,無論是薪資待遇方面還是個人情緒,大夫在閑暇之余主動到老總辦公室“喝茶”的情況成為常態,平等融洽的氛圍與公立醫院中明顯的上下級關系形成強烈對比。 與基層和民營醫院態度截然相反的是大型公立醫院的院長。 在我國大型的公立醫院,治病救人只是業務內容的一部分,還有要肩挑科研和教學等任務。公立醫院培養出一個領域內專家,成本頗為高昂,這其中包括時間成本和福利待遇等。 在記者走訪過程中,一位公立醫院辦公室負責人表示目前院內沒有醫生開展多點執業,范圍僅限于醫療協作。而其他公立醫院相關負責人則表示對醫師多點執業政策“不了解”,也并不熟知具體操作內容。 “這是選擇性失明”一位業內資深人士就此評價道。 “自己養大的兒子老去丈母娘家干活,替外人掙錢,憑什么?”某三甲醫院負責人直言說道。甚至有醫院在政策出臺后,馬上召集院方相關部門領導開會,“不放人”成為與會所有人員達成的共識。 而另外一家三甲醫院則較為開通,鼓勵有能力的醫生多點執業,但前提條件是約法三章:知名人士、黨政領導及重大疑難雜癥必須帶回本院開展診療。 相對于國內公立醫院如此這般的諱莫如深,國外對醫師多點執業的管理則大都將其納入對醫生的整體管理之中,不同國家的衛生行政管理部門或行業組織對多點執業要求也不盡相同。 阿根廷要求醫師畢業后必須在公立醫院工作7年以上;葡萄牙則對醫院業務領導規定不得進行多點執業;美國要求按照醫師執照在所屬州范圍內執業;英國要求醫師每周要在公立醫院工作4天;澳大利亞對醫師多點執業的時間、數量及范圍做了明確規定。 但總體上都趨于開放,對人才的流動持一種樂觀的態度。 專家:不想讓政策淪為“看上去很美”,關鍵看配套 雖然醫師多點執業政策在今年全面推行,但此前各種形式的“多點執業”早已是業內公開的秘密,以“專家會診”、“學術交流”等名義開展的多點執業屢見不鮮。 “周末你可以到機場看看,有多少醫生拖著行李箱在那里相遇。”一位經驗人士上述說道。表面上看,此種“會診”模式一方面能給醫生增收,另一方面患者可以享受專家的“私人服務”,而基層或民營醫院可以留住人氣和盈利,仿佛是一個多項利好的模式,但風險也潛伏其中。 醫療工作是一項有組織、連續性的行為,“會診”的方式則打斷了這種組織性和連續性,往往是醫生看完病、做完手術就走,患者后期的治療與觀察得不到保障。一旦出現醫療事故,責任的界定將無從界定。 “規范多點執業,使基層、民營醫院與醫生關系固定,不僅能保護患者的利益,也能保護醫生。”業內人士說道。 除了有名氣、有經驗、有技術的“三有”專家往往是基層和民營醫院的首選,還有哪些人對政策趨之若鶩? 據圈內人分析,除了頂級專家暢銷,還有一些是游離于公立醫院體制邊緣的醫生對政策拍手稱贊。通常這種人大多和體制合不來,或受排擠,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刺頭”,雖然在領域內技術并不算數一數二,但通常也有兩把刷子。 “年輕的醫生沒時間或不敢參與多點執業,老專家又鳳毛麟角,‘刺頭’雖然對政策積極,但畢竟也是少數,如果政策細則和配套不出臺不落實,長此以往恐怕會把多點執業政策給架空。”上述人士分析道。 內部原因有之,外部市場因素的阻力也不。 由于目前大眾看病就醫態度還較為盲目,寧愿跑細了腿,累斷了腰,也要到大醫院找老專家給過過目,即使被兩三分鐘打發出來也心甘情愿,由于市場對多點執業政策的不感冒,也就形成一種怪圈,原本希望通過醫師多點執業來推動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緩解,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成了互不溝通的死胡同。 反之,如果政策的配套和細則及時跟上并政府部門大力推行和宣傳引導,才能使患者扎堆的這種情況有所緩解,既有利于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也避免政策淪為“看上去很美”的尷尬,否則,政策被架空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要想讓政策踏實落地,還得多走兩步。(記者顏世龍) (責任編輯:夢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