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閆永申,家父閆同山1968年病故,享年80歲;岳父趙富春1982年病故,享年82歲。數十年過去,家父岳父二位父親生前那言傳身教的諄訓,至今仍讓我這個年逾古?。?2歲)之晚輩記憶猶新且終身銘記落實于行動。 “咱的老家可是被老日給燒塌的。”1945年10月16日出生在臨汝縣(現汝州市)臨汝鎮東寨外老家的我,剛剛懂事(四、五歲)時就看見父親手指南屋被燒的烏黑一片一塌糊涂的殘垣斷壁告訴說,讓我從小就記下了小日本侵略中國無惡不做的滔天罪責。 我記得,1947年臨汝縣解放,毛主席領導的人民政府,看到我家老少七口人擠住在一間簡陋的草樸榻里(麥草房),1950年按照當時政策,在臨汝鎮中大街東門里路南,給我家分得了一處四合院,院子里現現成成就有七間土坯青瓦屋和一間磨道房。我還清楚地記得,俺家從東寨老家往街里頭所分新家搬遷時,我還高高興興地扛過一塊一柞寬(五六寸寬)二指厚,一人多高的桐木床板?,F在我都72歲了,還每每逢人便說:“俺現在這個家是毛主席給俺分的!”相當驕傲和自豪。 解放初期,俺家有一頭黑皮白蹄小毛驢,俺爹兩次都積極地牽去入公。一次是1953年農村成立互助組時,俺爹積極參加,并告訴令幾家說:“咱有一頭小毛驢,誰家該用凈用啦”。第二次是1955年,上級號召成立農村初級合作社,爹爹又第一個牽著小毛驢報名參加。當時我才十來歲,和俺爹一塊趕著毛驢去入社。家父擁護中國共產黨,響應政府號召的實際行動,讓我從小就受到了聽共產黨的話熱愛集體的思想熏陶。 岳父趙富春更是積極過人。“土改”時就加入共產黨,是當時臨汝縣臨汝鎮東營村第一批發展的老黨員。1964年年底,我與其女兒趙桂蘭結婚成家后,“土改”時入黨又一直擔任村干部的岳父趙富春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給我做表率要克己奉公不存私情。我親眼看到,每年到該上公糧的時候,他都叫岳母娘用簸箕把小麥或玉米中的“秕子”雜物揀干凈曬干后才往糧店送。我也曾幫助岳母娘把紅薯片中的“紅薯邊”、“紅薯皮”揀去,只留中間的大片、白片,背到糧店上公糧。岳父說是:“上公糧就只能上好的不能上賴的,不能去坑公家,賴的留著咱自己吃。”岳父那大公無私之心,讓我受益匪淺。 ······ 前有車后有轍,家父閆同山,岳父趙富春既言教又身教培養堅定了我的理念和信仰:思想進步走正道,正統原則覺悟高;不聽小道消息不信邪,不東倒西歪隨風跑!我,20歲出頭就入了黨,一心接受黨培養;四十而立專干部,不倒不趔干正事;退休之后不卸甲,志愿服務為大家。 如今,我已經72歲了。作為一名將近50年黨齡的普通老老黨員,2012年開始,我就自愿制作佩戴有個人肖像和手機號碼的黨徽作胸章來公開向社會承諾:佩戴上她,不僅僅是起到亮身份、守承諾、做表率、歡迎監督的作用,而且也是自我鞭策、自我約束、自我衡量的象征。共產黨員佩戴政治榮譽“身份證”,為在開展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規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學習活動中從我做起首開行動先河。我愿意在有生之年更嚴格要求自己,繼續努力自我鞭策,虛心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和組織的檢閱;“小車”不倒繼續推 ,永遠是個新聞報道志愿者。 2017年農歷十月十六,是我的72周歲生日。我提前在自己家創辦的新聞文化屋正面墻壁上,掛起了汝州市臨汝鎮臨東村黨支部特意獎贈的中國共產黨嶄新黨旗,胸前佩戴上汝州市委剛剛頒發的黨徽”政治榮譽身份證“,左手捧著《中國共產黨章程》,右手高舉緊握拳頭,站在村黨支部獎贈的黨旗下,面向村黨支部的委員們,重溫《誓詞》再次莊嚴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并且還現場當面向黨支部遞交了已經用“掛號信”寄給市委書記高建軍的”兩學一做“心得體會《是共產黨員就必須義無反顧跟黨走》。再次向上級當組織表態:堅持在做到自我監督的同時,虛心接受社會各界監督。 (責任編輯:海諾) |